我在巴尔干半岛收集战争的伤痛

2022年10月25日 0 Comments

去年十二月,我从一家国际组织辞职,为自己设计了半年的“自由行”。离开北京,先到意大利,而后进入前南斯拉夫地区;在塞尔维亚住了一个月后,又到莫斯科住了两个月。

但我跟巴尔干半岛应该是有不解之缘。在学校读书时,我专门研究东欧史。在英国读研究生时,因为学术资源相对丰富,又更加深入地做了些研究。研究生毕业时,我有些不满足于理论研究,非常希望能够实地去到这些地方,能够深度参与当地生活——最好能在当地工作。这样就可以把我之前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放到现实生活中,了解那片地区今天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西方,媒体对塞尔维亚人的描述一直都比较情绪化、极端化。90年代初的前南斯拉夫内战,官方军队以塞族人为主。塞族武装主导的大屠杀,例如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以及后来在科索沃发生的大屠杀,触目惊心。因此,我在欧洲听到人们对塞尔维亚人的描述,往往两极化。要么非常憎恨,觉得他们都是搞种族屠杀的妖魔鬼怪;要么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曾经遭受压迫,如果不进行“反抗”,就可能被包围他们的屠杀。持后种观点的媒体、学者,通常会追溯到塞尔维亚人中世纪乃至近代的历史,追溯到塞尔维亚部队在一战中英勇的表现。

因为听到这么多矛盾的观点和印象,我很想去看看现实中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到底是什么样。

贝尔格莱德是一个现实和历史纠缠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城市。

这就是前南斯拉夫电视台的大楼。北约轰炸时,有枚炮弹直接从顶上扎下去,大概炸死了十个电视台工作人员。

这其实是我去在贝尔格莱德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坐机场大巴到达市中心后,一下子就看到这栋废墟,特别震撼。后来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把这个废墟留下来——显然很不好看。他们回答,想用这种方式铭记北约轰炸的78天。

去年我再去,这栋大楼还是这样子。只不过外墙圈起来,以后可能改成一个北约轰炸纪念馆。

塞尔维亚的生活节奏特别慢,人的心态也比较放松。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并没有全职工作,属于自由职业者、四处打工的状态。每天下午3点到5点,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不这样生活就不是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我也每天都和当地认识的朋友,在咖啡馆聊天,而且经常就是在市中心这栋废弃的大楼附近。有一天在咖啡馆,遇到一位50多岁的先生。他一坐下,气氛就有点不太一样。他直接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说,中国人能理解我。我问为什么。他就把两只手举起来,说看——他的右手比左手短了差不多十公分。

然后他自我介绍说,北约轰炸电视台那晚,他就在那栋楼里——没有收到任何警告。而北约方面,一直强调轰炸前有发出警告,通知楼内人撤离。南斯拉夫电视台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早就成了轰炸目标。

到底北约有没有发出警告,已经成谜。但事实就是,这位老先生就在楼里,看到两位同事被炸死在他面前。

很多中国人知道贝尔格莱德,知道南斯拉夫,也是因为这一场北约的轰炸。当时的背景,便是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非常非常小,在欧洲地图上基本上找不到。大家看这张地图,白色那一片就是之前的南斯拉夫。曾经是欧洲非常大的国家。

经过90年代初的内战,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都相继独立了。1999年时,南斯拉夫联盟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了。

科索沃,不同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它的民族,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他们从80年代开始,就想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下独立。

经过了内战,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民族矛盾也越来越激烈。199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揭竿而起,要求独立;塞尔维亚则派部队去。整个过程非常残酷,犯下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北约开始介入,不仅轰炸贝尔格莱德,还包括周边、南方的一些重镇。

这场战争,对整个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都是巨大的灾难。不仅是参战军人,平民也有大量伤亡。而后西方对塞尔维亚的制裁,也深刻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

我在贝尔格莱德的朋友,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都经历过内战、科索沃战争和北约轰炸,也经历过制裁带来的不稳定的局势。

1994年波黑战争前后,通货膨胀创历史纪录。后面有着若干个零的货币,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早上父母发了工资,到晚上可能就已经贬值了十几倍。所以早上发了工资以后,所有人就飞奔到换汇所,想把它换成德国马克。我认识的所有朋友,都帮父母去换汇所门口排过队,或者满城去找吃的。

我当初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科索沃这么一个贫苦落后的小地方,会给整个地区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这里GDP落后,没有工业,各方面都没有特别之处。但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对这里念念不忘,不愿放弃科索沃?

之前上学时,其实我读过很多资料。知道在中世纪,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对抗的堡垒。14世纪,有一场重要的战争,塞尔维亚大公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那一场战争,塞尔维亚战败,这片地区才慢慢被奥斯曼土耳其统制。

对塞尔维亚人而言,科索沃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失去科索沃这片土地,象征着丧失民族独立、被敌人统治。

所以从1389年至今,每一年的战败纪念日上,很多塞尔维亚人都要去科索沃的古战场上参加盛大的纪念仪式。1989年,巴尔干屠夫米洛舍维奇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发生在古战场上、有关塞尔维亚人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这被视作煽动“大塞尔维亚”主义,成为南斯拉夫内战的导火索。

既然科索沃对塞尔维亚人来说那么重要,我就想去看看。我想办法找到了一个去科索沃实习的机会,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NGO。

这家NGO主要关注少数民族权益。自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科索沃境内第一大种族为阿尔巴尼亚人,剩下少数民族中最主要的就是塞族。这非常讽刺。前南斯拉夫为塞族主导,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塞尔维亚人在这里反而成为了需要保护的。

我主动联系了这家NGO,打算在这里实习半年的时间。当时很早就接到了通知,说我可以去,有一个项目助理的职位可以给我做。

于是我就开始准备机票、签证。当时科索沃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很多制度还不完善。科索沃在伦敦设立了所谓的“大使馆”。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大使馆咨询。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去科索沃不需要任何签证,带着护照就可以入境。于是我直接就飞到了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当时的机场里,除了海关,还有联合国维和人员。我拿着护照准备过境,但对方找我要“内政部邀请文件”——我完全不知道还有内政部邀请文件这类东西。

无论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包括说你们的大使馆说过我可以来,都没有用。我被从科索沃直接遣返回了伦敦。

我回到伦敦后,继续跟这家NGO联系,希望他们能帮我办理所谓的内政部邀请文件——因为我真的非常想去科索沃,非常想要体验这个国家的生活。

这份文件足足用了4个月才办下来。期间这家NGO为了跑了无数次的政部,提交了无数文件。

最后我终于在普里什蒂纳入境时,见到NGO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其实都不想帮我办这个文件了——但因为好奇,到底是谁会对科索沃如此有执念,最终还是决定做这件事。

后来我觉得,我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因为我在科索沃真的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

这是市中心一家集市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临时住宅——因为战争,很多房屋都被摧毁了。没有钱重建,于是盖房的标准基本就是能住人就行。所以科索沃城市的外观可以说是很不好看了。

这是科索沃的一个公园。公园里,是南斯拉夫部队的军火库旧址。当时为了不让阿族靠近,这个地方被南斯拉夫部队埋了很多地雷。时至今日,排雷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小心地雷”的标志就在小山丘前面围了一圈。

一进入普里什蒂纳市中心,就看到这些轰炸和地雷的痕迹,视觉上来说是很震撼的。可是战争毕竟在1999年就结束了。十几年过去,科索沃这个国家还在战争的阴影下吗?他们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吗?

我们来看地图。当时我工作的办公室在科索沃的首都。我在教育组,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培训基层官员。我们定期向地方教育官员发放问卷,看看他们在日常教学之中,有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尊重他们的民族权利——例如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如果没有,我们机构会进行一些培训项目,以促成两个敌对民族的融合。

科索沃的首都和南方以阿族居民为主,留在科索沃的5%的塞族人主要住在北边,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地方。全国大概有三四块与阿族隔绝的飞地,但最大的还是塞尔维亚边境的城市——米特罗维察。

我们机构在这个城市的工作,通过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塞族同事完成。她每周来办公室开一次会,平时的时间都在北部独立工作。

问题出在她每周来首都。科索沃很小,从这个北部城市到首都,车程也就三四十分钟,理论上来说并不是问题。但对她而言,就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她是塞族人。塞族人跑到阿族人的首都来上班,对她来说非常不安全。所以她来上班的条件是,在这段路上,全程不接触任何阿族人。

办公室为她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上班路线:她先从北部的塞族聚居地坐塞族的公共汽车到首都郊外的塞族聚居地,办公室再专门派一辆车去车站接她,把她直接带到办公室。否则,她是不会来首都上班的。

他们同阿族人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办法放下战争带来的民族仇恨。也正因为此,当地有很多NGO,在积极促进民族和解。

这个北部的塞族城市,与阿族聚居地仅一河之隔。两岸居民隔河相望,老死不相往来。

一家NGO做的事情,便是组织两个种族的年轻人组成摇滚乐队,在全国巡演,通过文化活动来促进两方和解。但事实上,这两个不同种族的孩子依然基本上不见面的。作词作曲的交流,往往通过SKYPE来完成,直到演出时候他们才会碰面。

桥上经常有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还有本地警车。中间的堡垒,是塞族人表明态度而垒起来的。经常有两岸的人,隔着桥扔石头,甚至扔炸弹。两边矛盾激化时,一些塞族极端分子就会24小时守在桥头。这时过桥,往往会被他们拦住搜查。我们一般先观察桥上有什么,几个附近的帐篷没什么动静的话,才会偷偷地跑过桥。

但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这座桥非常危险。桥上有许多弹孔,不少来自后方高楼里的狙击手。他们从高楼上观察这座桥,如果有可疑的人经过,不管是谁,都会开枪。

虽然现在没有了狙击手,但两族人还是会反复争夺这座桥。比如阿族人会在夜里偷偷运走石头,打通这条路。到了早上的时候,他们刚一走,塞族人马上就来,运来新的东西又把路堵上。

去年,他们还在桥上修了一堵墙。直到后来欧盟介入,促进双边会谈,拆掉了墙,但现在桥中间还是挡了许多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座桥,才是科索沃真正的边界,而不是地图上的这条红线。当然,科索沃独立至今未被联合国承认,反对的主要国家当然是塞尔维亚,还有中国和俄罗斯。

科索沃独立后,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建设一个和平的新国家,这个国家规定了三种官方语言: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英语。

我在科索沃,经常会去政府办一些手续,比如长期居留证。和办事员沟通时,对方一句英语都不会,只会阿尔巴尼亚语,而我只懂一点塞尔维亚语。我只好用可怜的塞尔维亚语告诉跟他沟通。但只要我说塞尔维亚语,对方的脸色就非常难看。有一次,一个移民官员就看着我说:不要讲塞尔维亚语。

这种事情,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首先不是我想讲塞尔维亚语——这个语言就是你们国家官方语言之一。按照科索沃的宪法,它是一个多民族、宗教自由的国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但可见,因为战争,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感情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憎恨的。

80%都是集中在刚才说到的北部城市。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其实是很单调的。我之前挺难理解塞族这边的年轻人。

这条河,把阿族和塞族隔开,对塞族人来说这个国家跟他基本没什么关系。如果他要去首都,只有少部分特别勇敢的人可以直接过桥,去坐阿族的车或者直接开车去首都。其实他们直接去阿族居住区,不见得就会遇到人身攻击或者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他们就是心理上不适,不想跟阿尔巴尼亚人打交道。所以说他们和这个国家的主流生活是没有联系的。

另一方面,这个城市的各种政府机构,公共事业,也跟阿族人的国家、政府没什么关系。北边的所有公共系统,名义上属于科索沃,但其实都是塞尔维亚这边在提供服务。你的科索沃手机,过了这个桥就没有信号。贝尔格莱德政府迫于北约和联合国的压力,声称他们在北科索沃的公共机构已经停止服务,且不再付工资,但实际上他们私下还是在偷偷支持北边塞尔维亚人的体系,维持着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存在。他们担心,如果自己撤了的话,这个地方马上就被阿族人占领,这样塞族人在科索沃的最后一个地方也没有了。

后来我就过了桥,认识了几个当地草根NGO的年轻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当时我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对这个年龄的人而言,应该找工作,去更大的城市,开始自己的事业,开拓人生的方向。但在这个地方,他们路径完全不一样。这些年轻人很有朝气,对未来很有憧憬,也很有趣,平时都把自己的生活过的有声有色——有很多朋友,大家玩玩乐队,做点地下戏剧、演个舞台剧之类的,努力在凋敝的环境下把自己的生活过的更有趣。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哪怕没有正式的工作,靠着欧盟、联合国的资金,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可能也拒绝融入科索沃的主流生活——但他们还是众口一辞,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

生在这里,根在这里,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整个民族的根,都在科索沃。如果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和祖先交代。我甚至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当时带着我在北边的城市找路。他跟我说,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和父亲承诺过,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一辈子,到他死,到他下一辈,也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

这对我非常震撼。我不想去评价他们这种生活选择。但这种选择,让我不断思考,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什么让每个人的选择会这么不同。

例如,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欧洲离得这么近,我可能就去法国德国读书,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去打工也可以。但他们就会说,我去那边干什么?他们不需要我们,但是科索沃需要我们。我们这些人如果走了,这个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地方就这样放弃了。民族的认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有一个富足稳定的生活更重要。

这个冬天,我再一次去塞尔维亚,又见到很多旧友。大家说起今年一月发生的一件事。

塞尔维亚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派了一辆小火车,用20多个国家的语言,漆着几个大字: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火车里也装着各种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圣像,装饰的像教堂一样,从贝尔格莱德开到科索沃去。这条火车线年以后就中断了。他们的目的,本来计划开到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公然挑衅,各方都很紧张,担心战争一触即发。但最后,这列火车还是在边境停了下来。塞尔维亚政府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说得到安全部门的情报,科索沃政府在那边埋了几个地雷,准备把这列火车炸掉,因此不得不停车。

战争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塞尔维亚为了加入欧盟,也被迫的和科索沃进行了好几次和谈,商讨关系正常化。但由于塞尔维亚的底线是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这些和谈也是无法进行下去,各种拉锯。在科索沃的工作,也让我看到所谓的民族和解,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从科索沃回国后,我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人道主义相关的工作。直到去年年底,厌倦了国际组织有心无力的工作状态,我从机构正式辞职。

辞职后,就想能有一些空间来思考下一步怎么走。我又准备了一场东欧旅行。跟前几年相比,人生经历了不同的东西,经常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越是接触更多人,就越是想了解每一个人在特定的国家、城市,甚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个人的选择。我对他们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最后带来的不同人生,也是非常感兴趣。可能因为我自己处在比较迷茫的阶段,就想回到那边去听听人们多元的人生故事,可能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启发。

波黑是南斯拉夫内战最激烈的地方。当时的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七天之内,当地的塞族武装屠杀了三十万左右的波黑。

波黑独立后,塞族成立了一个波黑塞族共和国。当时我就从萨拉热窝直接去到这个国中之国,首府巴尼亚卢卡。我坐大巴到了的那时正好深夜,十点多。按网上的地址,我就没有找到预定的酒店。大黑天,街上也没有什么人。而且因为经济凋敝,整个城里本来也没多少人。冬天,深夜,手机不知道怎么没有信号,网也上不了,完全就是无头苍蝇,问路语言也不通。

这时,我遇到了萨莎,他正好路过。他问我,你需不需要帮助。我请他帮忙找酒店,发现他英文非常好,做派也很国际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有故事。走去酒店的路上,我就与他相约,希望听他第二天跟我讲讲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年代的南斯拉夫,大家都觉得形势不太稳定,但没有一个人相信真的会发生战争。波黑宣布从前南斯拉夫独立,首先是前南斯拉夫部队干预波黑独立,然后是波黑塞族武装围困了萨拉热窝。整个围城持续了两年时间,是现代历史中最长的围城战。

围城刚开始时,人们都觉得应该很快就能结束——几天时间,就小打小闹,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他们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因为他们就是土生土长的萨拉热窝人。

萨莎是塞族人。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亲戚、朋友、邻居是穆族,两族之间通婚也很多。但是有一天,他从窗户看出去,突然发现他家的穆族邻居竟然提着两杆枪,站在他家门口——而他们之前都是好邻居、好伙伴。

萨莎一家震惊了。意识到这场战争可能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母亲觉得孩子还是要出去避一避,就把他送上了去巴尼亚卢卡的大巴。这座城市以塞族为主,比较安全。在车站分别时,他母亲跟他说说别担心,几天很快就回来了。结果这么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里,他不知道他母亲是否还活着,过得怎么样——说到这里,他忽然就哭了。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眼泪刷刷流下来。

刚到巴尼亚卢卡的叔叔家时,他每隔一天还会跟他母亲通个电话。有一天,母亲给他打电话,问他叔叔能不能收留他们在萨拉热窝的一个穆族邻居家的小孩。围城以后缺衣少食,小孩最后能出去避一下。他叔叔听了很不开心,说,“现在明明是他们穆族在迫害我们塞族,你还让穆族到我们家避难,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你赶紧过来,不要呆在萨拉热窝了,但是绝对不接受你的邻居过来。”他母亲听了非常生气,表示这都是好邻居,和他们都是几代的好朋友。刚说到这里,电话线就断了。

之后,他和母亲两年失去联系,这期间他也不知道母亲是死是活。萨拉热窝被围城的两年间,死了大概五千名平民:很多平民是在街上过马路时被狙击手打死,有的是在尝试穿越封锁线去塞族人聚居区或是去波斯尼亚自由区时,也有被饿死的,以及生病死在医院的。

两年过去,他觉得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一九九五年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突然收到一封他母亲的信。信中,他母亲描述了过去两年生活的艰苦:冬天把所有家具都劈了取暖;所有电器在黑市变卖,只为换点吃的。最终他母亲决定,无论如何,就算要死,也要在死之前见她儿子一面。于是他母亲收拾了两个随身包裹,准备穿越萨拉热窝丛山峻岭的封锁线。

萨拉热窝四面环山。我拍照的这个地方,离他们家旧址不远。这旁边就是一个动物园,塞族在那里埋了很多地雷,既不希望任何人出去,也不希望任何人进来。他母亲当时提着两个小包,趁着塞族士兵换岗,一口气冲过去。居然奇迹般地毫发无损。到达对面塞族岗哨,还被怀疑是穆族派来的间谍扣押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母亲步行了大约二十公里到达萨拉热窝周边的一个塞族聚居区。那里有几个亲戚,既不会开车,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于是给她安排了去巴尼亚卢卡的顺风车。

当他接到母亲两年来给他打的第一个电话,母子二人激动的无以言表。后来他在巴尼亚卢卡公交站接到他母亲——现在这个公交站没什么人,也没几辆车,但是在战争时期,这里是塞族重要的中转站,当时很多的塞族士兵和车辆都在这里补给,车水马龙,非常热闹。

他在公交站接他母亲时,看到一个男人大喊他的名字,向他跑过来。他还在想这人是谁,当跑近后,他仔细看才发现,那是他妈妈。整整两年,他母亲已经憔悴得认不出来了:头发剪得很短,穿着男人衣服,完全认不出是他母亲。

他母亲2013年去世。一直到她去世前,她都不愿意向她儿子提及那两年经历了什么。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不想儿子为她那两年的遭遇难受。不管她儿子怎么问,母亲都只字不提。

在母亲去世以后,萨莎回到萨拉热窝探访当时的邻居。有个邻居告诉他,有一天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家,一个穆族邻居拿着冲锋枪对着他家一阵扫射。那个邻居震惊之余,破门而入,发现他母亲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整个人惊吓过度晕了过去。好在子弹奇迹般地没有打到他母亲,他母亲半小时左右才恢复知觉。对于经历过萨拉热窝两年围城的人来说,这种遭遇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的。尤其是这样对待你的并不是外来的敌人,而可能是曾经非常亲密的老邻居。

他后来移民加拿大成为了一个艺术家,主要的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纸做的面具。我问他为什么选择面具这种形式来表达。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戴上面具以后更真实。

他以前在萨拉热窝居住时,与各族邻居朝夕相处,直到战争爆发,才发现人性的另一面。另一方面,他的创作灵感源于他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他都没办法让他母亲原原本本倾吐出来那两年的遭遇,没能说出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表达感情,就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所以他做面具,觉得人可能带上面具更能吐露内心。这就是他的故事。

我之前在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工作,正好赶上巴尔干难民危机。巴尔干半岛最大的露天难民营就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的人都经历过战争,都经历过需要躲防空洞、排队领救济品的岁月。所以他们觉得非常诧异,有一天也有人会来他们这里成为难民。简直是风水轮流转,令人难以置信。

这帮来自叙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难民,通过巴尔干路线前往西欧,有几个原因:一是塞尔维亚的警察是最友善的,不怎么驱赶他们;二是塞尔维亚的人民也最友善。因为他们自己经历过这种磨难,所以他们都非常尽力地去帮助这些难民,有钱出钱,有物出物。

当时也是贝尔格莱德最冷的一个冬天。难民就在仓库里面用塑料袋烧汽油生火,特别呛鼻,比国内秋冬的空气污染严重多了。但是没办法,否则就是被冻死。塞尔维亚人民对难民的遭遇感同身受,热心的贝尔格莱德市民募集了很多的过冬物资,如毛毯、衣物,都堆放在仓库里。

这是在市中心火车站后面,难民排队领救济品。这么多难民来来在市中区,对市容和城市秩序肯定有一些影响。有些难民睡在火车站,有些难民睡在火车站附近的公园,也有在停车场搭帐篷。但我没碰到任何贝尔格莱德人对此有抱怨。有的当地家庭知道难民在停车场搭帐篷,还会送食品衣物去停车场。停车场大冬天没有自来水,难民早上要洗脸都是去市中心附近烧水,而市中心还有几栋正在修建的高级写字楼。

凡是我接触的塞尔维亚人民,都对难民的境遇表示同情。塞尔维亚政府最新规定,所有难民都必须住在政府统一管理的难民营。但实际上,塞尔维亚的警察也没有对这种市中心街头露宿的难民过多刁难。这种现象在巴尔干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在希腊,难民是各种被驱赶,船被弄沉;在保加利亚,难民被放狗咬;在匈牙利边境,直接射击。所以很多难民被迫在塞尔维亚呆很长时间,因为这是附近唯一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以塞尔维亚为基地,一遍又一遍尝试越过匈牙利边境,想进入欧盟国家。

离开塞尔维亚后,我去了莫斯科。因为我想学俄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去上俄语课。间隙会参与本地很多活动。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很想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比如参加艺术团体、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去看看普通俄罗斯年轻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国内对俄罗斯歧视存在很多刻板印象,比如战斗民族剽悍,俄罗斯人都是骑着熊去上学,等等。

正好这次赶上著名反对派领导人纳瓦里内发起的反普京大。这次红场大发生在今年三月底,算是俄罗斯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个,但是去到红场现场还是很诧异,参与的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穿着滑板鞋,风格各种嘻哈,感觉在广场上一言不合就要跳起来。这些甚至还吸引了十几岁的中学生或小学生。

于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波政治风潮是以俄罗斯的年轻人,尤其是这么年轻的人为主。通过在俄罗斯的一些朋友,我辗转找到反对派领导人纳瓦里内的一个竞选经理——一个年轻女孩,希望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她和她代表的这拨年轻人都是怎么想的。

交谈发现,她的经历和你我没什么区别:都是名校毕业,然后在莫斯科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她想要改变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麻木状态,她回到家乡乌法,在那里为反对派竞选团队做宣传。

我不评判她的政治观点,仅记述。她认为,纳瓦里内以反腐败为切入点,揭露俄罗斯政府的腐败,他是可以改变俄罗斯未来的一个人。她认为,“俄罗斯就是这样”的论调是非常不能忍受的。她认为俄罗斯的年轻人是互联网的一代,基本不看电视和报纸,加之俄罗斯的互联网没有管制,造成这一代年轻人与上一代人之间的代沟非常大。之后,年轻人甚至在网上发起“不看电视”的社会运动。他们挑战权威,不相信传统权威,也不随波逐流,不受上一辈、上上一辈的影响。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对他们国家未来的判断。

当时红场时,一些老一辈的人质问年轻人为什么要,现在稳定第一。年轻人的回应是,他们相信国家的可塑性。时一个十一岁小孩说的几段话在社交媒体流传非常广:我们国家谁当总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要有健全的法制。俄罗斯年轻人展现出来的独立思考、批判性精神,让我非常诧异,也让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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